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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彩 喜欢国郁闷时诉衷肠:骈文小说在民国初年的复兴
发表于:2020-02-13 09:10 分享至:

作者丨庄逸云

 

施蛰存曾对“五四”之后近三十年的小说发展进走了总结:“新文化行动崛首以后,吾国的小说,正如诗与散文相通,能够说是与旧的传统十足脱离,而过继给泰西的传统了。”“大哥的作家……却连正格的小说也不情愿写,而起劲采用首故事体甚至随笔体的小说来……这实在是有点近似复古,但是从复古中去取得新的。” 施蛰存所说的“复古”“从复古中去取得新的”,正是指出了当代小说家对包括文言小说在内的古代小说的继承与发展。当代小说的近况一再让人诟病,也许当代小说的突围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对传统文学的召唤——一栽奇怪的足够回忆的召唤?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的末了阶段,也是相等主要的阶段,文言小说在该时期表现出空前蓬勃的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所著的《收官 : 中国文言小说的末了五十年》一书编制钻研了收官阶段(1872—1921)的中国文言小说,揭橥了文言小说传统与新变的双重特质,对吾们一窥该时期文言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具有主要意义。                   

 

《收官 : 中国文言小说的末了五十年》编制钻研了收官阶段(1872—1921)的中国文言小说,深入论述了这一阶段文言小说的生存环境、出版机构、传统与新变、闭幕与遗响,揭橥了文言小说的集体概貌和嬗变规律。在全书末了,附录《清末民初稀见文言小说30 栽叙录》,收录了学界现有文言小说书现在或近代小说书现在未著录、未被当代出版社影印或点校出版、特意钻研者鲜少接触或不曾现在击的小说作品和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这本书中,庄逸云稀奇谈论了骈文小说在民国初年的复兴形象,创作骈文小说竟成为那时文坛的一股炎潮。之以是在民初骤然复兴,除去大走其道的复古思潮之外,骈文小说的兴起又与民初的社会心境、文人心性及骈文的文体特质有亲昵的相关,又与清代的骈文复兴相关,也与汉学的复兴不无相关。下文节选自《收官 : 中国文言小说的末了五十年》,即论述“骈文在民初小说的复兴”。

《收官 : 中国文言小说的末了五十年》, 庄逸云著,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2019年11月版   

 

骈文小说,指的是十足用骈文写成的小说或大周围地行使骈文并形成稀奇美学品格的小说。骈文小说中的骈文行为整部小说的主要外述载体,在作品中承担了抒情、描写、议论甚至是叙事的综相符性功能。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尽管骈文的发展不绝如缕,但用骈文来写小说,仅是文人偶一为之的尝试,晚清以前的骈文小说只有《游仙窟》与《燕山野史》两栽而已。到了民国初期,创作骈文小说竟成为一股炎潮,那时有数目可观的骈文小说涌现。还有片面小说虽算不上是骈文小说,但于抒情议论描写之处亦好用骈偶句式,形成了一栽骈俪化的倾向。

 

在创刊于民国前夕的《小说时报》与《小说月报》的第1、2卷上,刊载有一些语言较为华美、骈俪的小说,不过这还只是个别的形象。骈文小说的崛首,答该最先于《玉梨魂》的发外。1912年8月3日,民初最负盛名的骈文小说《玉梨魂》在《民权报》上连载,1913年,该小说发走单走本。《玉梨魂》“出版两年以还,走销达两万以上”(徐枕亚《枕亚启事》,《小说丛报》第16期,1915年),它在图书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刺激了文人创作骈文小说的亲炎。

 

1914年,骈文小说的发展达到鼎盛,彼时特意的发外阵地《小说丛报》、《小说新报》、《民权素》等杂志纷纷创刊。范烟桥曾述及这暂时期骈文小说发展的盛况:“时海上杂志风首云涌,大有旌旗蔽空之概,暂时载笔,争奇斗胜,各炫其才富。于是,暂时之作,典实累缀,不厌饾饤。”(范烟桥《小说丛谈》,大东书局,1926年,第14页。)据不十足统计,民初的骈文小说至稀奇30余篇,以中短篇为主,长篇且形成单走本的则有《玉梨魂》与《兰闺恨》两部( 据郭战涛的博士论文《民国初年骈体小说钻研》添以统计,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至于虽不消骈文写成,但沾染了骈俪倾向的小说则数目甚夥,难以计数。

 

骈文小说在民初兴起,实非偶尔。它最先与大走其道的复古思潮息戚与共,复古思潮倡导发扬国粹,而骈文行为国粹之一栽,亦在发扬之列,民初的骈文小说家们也是言必称国粹的。《民权素》的编者刘铁冷、蒋箸超称,当此“河山迟暮、国粹陷落”之时,答“相符负挑携之责”。徐枕亚、吴双炎所辑之《锦囊》的广告词亦称:“近今以来,国粹浸微,章句之学日就衰亡,间有率尔从事者,类皆侈亵诨之词,不敷为风骚之继,枕亚、双炎两君,有见于此,因而有《锦囊》之集。”( “《锦囊》广告词”,《民权素》第2集,1914年。)

 

骈文小说的兴起又与民初的社会心境、文人心性及骈文的文体特质有亲昵的相关。辛亥之后,共和政制竖立,但社会并未因此走向蓬勃,逆倒是乱象丛生,时人广大对时势感到死心。甚至有人如是指斥那时的社会:“蓋当局独裁于上,国民酣嬉于下,官僚派充斥于朝,兵匪横走于市。又若武夫之至死不悟,议员之只图私利,酬酢之著著战败,内务之步步丛脞,宪法之愈议愈远,财政之愈借愈绌。呜呼,此皆吾中华民国之特色也。”(郁慕侠《民国特色》,见郁慕侠著、毕公天编《慕侠丛纂》,上海沪报馆,1914年10月。)除了对实际政治持广大死心的情绪之外,那时的文人又因个体身份的失衡而有一栽颇为广大的仇艾、痛苦情怀。1906年,清廷宣布作废科举考试,此事对文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徐枕亚曾云:

 

小子生非薄情之物,亦非忘世之夫,平时也知喜欢国,也知郁闷时,但是大局已隳,斧柯莫伪,喜欢国徒然,郁闷也无好。而自顾萍蓬身世,更不走复问。东飘西荡,年复一年,只剩得几走血泪,两鬓愁丝,现在已做成了一个奇零人。本可早脱离这五浊世界而去,然而生固无穷蹙,物化也偶然遂有有趣,以是照样草间偷活,笔底牢骚。一段幽情无从发泄,偶尔兴到,伸纸疾书,虽无关于宏旨,亦不諐于正则。不过稍纾吾胸中郁塞不屈之气,本身做一个枯燥之消遣罢了。(徐枕亚《刻骨相思记》,第一回“著新书笔阵扫芜词,溯去事琴川留艳迹”,《小说丛报》第13期,1915年8月。)

    

 又云:

         吾生不辰,入世多艰,小年困厄于家庭,长复乖张于命运,不得已恣情小说,以一泻此衷肠积闷。汝苟劝吾焚笔毁砚、捐舍此道,则出仕不善钻营,为商不善经计,而一腔孤愤无从发泄,恐常潆回于脏腑间,倍受精神不起劲,其消耗精血,更甚于斯。余著《玉梨魂》后,脑经中自愿特意喜悦,《何梦霞日记》告竣网上购彩,又觉撇开一重心事。今所著者为《双鬟记》网上购彩,已将次结煞网上购彩,余正藉此以消遣。汝毋以吾为虑。(徐枕亚语,见姚民悲《双鬟记跋》,徐枕亚《双鬟记》,枕霞阁·小说从报社,1916年。)

 

徐枕亚的这两段话,其实逆映了民初相等一片面小说家的心迹。所谓“大局已隳,斧柯莫伪”,既是指时局颓丧,也隐含了进身之阶阻滞、价值体系坍塌之意。因科举作废,济世无门,自小所学陡然成了无用之物,很多文人造生计所迫而“东飘西荡”,出仕则不善经营,为商又不善经计,于是沦为在笔底求生涯的“文丐”、“文娼”。

徐枕亚《玉梨魂》

 

所谓的“文丐”、“文娼”,并非只是“五四”新文化行动者对他们的贬抑,也是他们的自吾调侃之语,叶小凤即如此描述张冥飞的身世,“其人于前清时曾为少爷、为师爷、为貌同实异之老爷,入今民国则为新剧脚本家、为小说家、为消息记者、为卖文之文丐甚矣”(叶小凤《十五度中秋序》,见张冥飞《十五度中秋》,民权出版部,1916年)。行为“文丐”、“文娼”,他们往往“胸中有郁塞不屈之气”或一腔孤愤无从发泄,产生了凶猛的“奇零人”之感。倘若再遭遇家庭厄运与喜欢情的抨击(如徐枕亚),他们心中天然会充斥一段“牢骚”与“幽情”。

 

徐枕亚之兄徐天啸在沪上以卖文、卖字、篆刻图章为生,对此他不无忿忿,自称“天涯沦落人”,谓“墨汁易干,洒不了穷途之泪;宝刀虽好,斩不尽顽石之头”(“徐天啸鬻艺之宣言”广告,见徐枕亚《双鬟记》书前,小说丛报社,1916年9月)。徐吁公亦自称“难受人”,“叹七尺之昂藏,而无去可适,非四海之无家,而莫知所之”,“故难受人每于酒酣耳炎、惨绿淡黄之时,常悲歌长吟,以抒烦闷,长吁短叹,以泻幽怀。”(徐吁公《难受人》,《民权报》1912年10月15日。)刘铁冷自称“茫茫大地,愁云包之,芸芸多生,愁丝牵之,余固先天愁栽,无可为欢,藉笔墨以自祛懊丧。而世之文人,落魄如余,思著文章自娱者,亦复不少。以余书赠之,亦可省却旁人几许笔墨,自娱娱人,余意不过是。”(刘铁冷语,见徐枕亚《铁冷碎墨序一》,刘铁冷《铁冷碎墨》,小说丛报社,1914年11月。)徐吁公在《铁冷碎墨序》中评述刘铁冷的一段话则尤为气愤,亦是那时片面文人的心态写照:

 

吾知铁冷之志,不在此零縑断素,固别有怀抱也。不及展其怀抱,不得斯须致力于零縑断素,铁冷之心亦云苦矣。嗟乎铁冷,斯世污秽,大道若昧,黄钟瓦釜,并世难容,吾人戴得此峥嵘头角,固难与膻腥物争厥胜负,而亦不愿惊骇聋聩、纸上谈兵,污吾一副清洁之笔研,则惟有模山范水,说怪搜神,胸串记事之珠,体续庄谐之录,以消耗此枯燥之岁月,安排此锦绣文章。(徐吁公《铁冷碎墨序二》,刘铁冷《铁冷碎墨》,小说从报社,1914年11月。)

 

民初的这些文人对时势与自身命运大抵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因而形成了一栽敏感多愁、自伤自怜的气质,在此情形下,骈文这栽文体成了他们外达与外现自吾的最佳选择。骈文除了讲究对仗、用典、音韵、词藻外,又具有情致婉约、一唱三叹的特点,宜于抒情。有学者言骈、散文之异:“散文主文气茁壮,则言无不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昌黎谓,惟其气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答尔,骈文则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道炼,欲言不言,而其意若即若离,上抗下坠,潜气内转,故骈文蹊径与散文之气盛言宜,所异在此。”(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可见,相较于古文(散文),骈文这栽在外情达意上极尽纡徐波折的文体更宜于用来纾写长吁短叹式的幽仇之情。文人们在雕章琢句中,能够缅怀以前与炫弄才学,在悠扬迂缓的叙事节奏中,能够谱写心底的牢骚与幽情,基于此,本不正当用来做小说的骈文,在民初稀奇的情势下,竟得以与小说普及联姻,大批的骈文小说随之产生。

 

民初骈文小说的兴起又与清代的骈文复兴相关。有清一代,骈文“往往能别具匠心,俨然有复兴之势焉”(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清初骈文,以陈维崧、毛奇龄为代外,从清代中叶最先,因汪中、清脆吉、阮元等人的倡导,骈文复兴,其发展势头一连至民初不败。清末以骈文着名者,有所谓“十家”,其中王闿运之骈文清亮流丽,在那时影响颇大。清末民初还涌现了大量的骈文选本,知名的有《后八家四六文钞》、《皇朝骈文类苑》、《国朝骈体正统续编》、《国朝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等。

《国朝骈体正统评本》

 

骈文之以是能在清中叶以后蔚为大观,又与汉学的复兴不无相关。清代学者不悦明代游谈无根的学风,认为总论误国,转而挑倡汉学,而骈文征实重典的文体特征正好迎相符了汉学家们的学术与审美有趣。随着汉学成为清代学术思维的主流,被无视已久的骈文便重新进入了文学界视野的中央地带。

 

骈文发展的这股势头也影响到了民初的小说界。小说家沈东讷曾“精选前清五十名家极香艳之骈文,共九万余言”(《丽情集》广告,《小说丛报》第1期,1914年),汇编成《丽情集》一书,以襄助骈文的传播。蒋箸超特意撰文商议骈文的作法:“夫文章之道,不外精纯,而四六之途最嫌芜杂,神欲其动,气欲其清,句必翻新,意贵凝练。任尔回环尽致,不以雕琢求工……”(蒋箸超《答梁楚楠书》,《民权素》第3集,1914年9月。)

 

在《小说丛报》社发走的诸多小说中,有多篇序言均是用骈四俪六的文字写成,小说序跋俨然成了小说家展现骈文写作能力的舞台。小说家借笔下的人物来商议骈文作法更是一栽常见的形象。如在《珠树重走录》中,男主角罗玉树某日草成骈文一篇,引发了两位女性人物侠君与珠光的炎烈商议,侠君称赞该文清腴、典丽兼备,竟胜“六朝人小品”一筹,又指斥时下名士“贺笺谢外亦强作此等缠绵悱恻文字,实见其文偏差题耳。琢句雕章,务求工整,乃毫无性灵,如泥龙木马,绘画绘彩,虽极鲜华,直呆相耳。刀痕斧迹,墨渍粉污,有何有趣!”(张海沤《珠树重走录》,上海民权出版部,1916年2月,第43页。)《伉俪福》中的女主人公极好骈俪艳丽之文,其母在如何学写骈文上对她有一番训导:

 

词章之学不从根本着手,而徒随声附和,则饾饤满纸,将令人不及句读。余意钻研词章者,非从《西汉》着步不走。《西汉》一书实为词章之鼻祖,后人从《文选》及各家骈体专集着手,已是数典忘祖。近则日就衰亡,坊间刊走之书如《事类统编》、《四六类腋》、《文选集腋》、《龙文鞭影》等书,名现在众多,不敷记忆,无非拾前人唾沫耳,余殊不取。且也,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今乃取法乎下,更当何所得乎?(李定夷《伉俪福》,上海国华书局,1919年1月,第70页。)

 

学习骈文需最先从史书着手,而不及一味倚赖各家骈体专集和通走的骈文选本,这显明是作者李定夷本人的观点,不过是趁机借书中人物说出来罢了。总之,小说家们不论是亲自操刀写作骈文,或是借小说来评议骈文作法,或是编辑骈文的选本,都足够表清新骈文在那时的通走之广和影响之深。因为骈文的这栽强势排泄,小说家纷纷尝试以骈文来写小说,也就成了较为天然的事情。

 

厉格地讲,民初绝大片面的骈文小说并不算真实意义的骈文,它们几乎都是骈散兼走的,只是骈体的比重较大而已,用时人的话说,这些作品可谓“骈不及真骈”。通体皆骈的小说不是没有,但少之又少。酉山的《璇闺仇》就几乎能够说是通篇皆骈,但凡是描写、抒情或议论之处,作者皆出之以骈文。如开篇写闺仇:

 

金谷春融,玉楼人醉,方宜家而宜室,旋相看而相思。名家之台沼风流,不见过江人物,大塊之文章艳丽,空觇入画烟云。羡他粉黛三千,暖入鸳衾短梦,令吾阑干十二,香飞翠幄轻尘。芳时之景色堪憎,良夜之郁闷思难明。际此侬居地角,郎处天涯,全日含悲,拟共东君陶醉,经年怅看,谁怜春事关怀?试看绮阁初开,懒向鹦哥索问,一任珠帘深锁,怕教燕子传情。能勿触永昼之闲愁,惜韶华之浪掷也乎?

 

不过,在故事情节推进,且关涉新事物、难以用骈体讲述之处,该文作者仍不走避免地行使了散体句式,如写男女主人公别离之由,云“石郎有舅氏名钱鉴湖者,为某省省长公署咨议,为石郎谋置财政厅会计一席,特电达以促走装。石郎偶然起程,大有不愿远游之念,躬非槁木,心若物化灰。智珠曰:‘宴安鸩毒,不走怀也。吾兄前程广大,壮志凌云,安可与燕雀同群?辛勤为之,毋负舅有趣。’寿山从之,即禀之王夫人,王夫人亦促之走。智珠忍泪拈毫,赋送走歌以为祝贺。”(酉山《璇闺仇》,《小说新报》第3年第1期,1917年1月。)

《小说新报》封面

 

再以徐吁公的《龙钟丐》为例:该小说写“余”与诸友偶遇一龙钟老丐,听其讲述了厄运遭遇。作品写重逢龙钟丐的过程主要用的是散体文言,用语如“门左有小趣,为灌花奴日涉之径。是日突有龙钟丐,踯躅其间……秃头童子,见而凶之,厉声驱斥,而彼丐如未之闻焉,侧现在而睨余撰之楹联”。作品讲述龙钟丐的厄运经历用的则是骈文,用语如“而不知国运潜消,王气已灭,胡兵南下,帅纛东沉。投水葬鱼,汨罗即为胥浦,围城掘鼠,苏垣等于睢阳。见陌上之铜驼,鼻酸祖国,看吴中之山水,肠断先王。”(徐吁公《龙钟丐》,《民权素》第2集,1914年7月。)讲述龙钟丐的经历的片面是整篇小说的主体,因此该小说虽用了一些散体句式,但仍具有相等浓重的骈文色彩。在那时的骈文小说中,此篇作品的骈文比例算是很大的了。

 

民初骈文小说的代外作《玉梨魂》因篇幅曼长、描述的感情纠葛幽微波折,以是对散体句式的倚赖和倚重更大。如作品第一章写何梦霞葬花、哭花后的情景:“梦霞至此,已哭不走声矣。历碌半日,心碎神疲,添以昨夜不曾安枕,经此剧痛,体好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无一人,惟有新坟一尺,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粘成一片而已。”此处叙述十足是用的散体句式,且相通的情况在作品中相等广大。

 

尽管如此,作者仍将骈句与典故排泄到了小说的叙事、描写、抒情与议论中。如第二章讲述何梦霞的家世及赴蓉湖任教的经历,主要用散体文言叙事,却又一再在首头处用“灵椿失荫,家道中落”、“燕子窥人,鹦哥唤客”等一二骈偶句式引入,使作品显得典雅整顿。第三章一开篇即大谈特谈亲信之情,作者则采用了大量的骈俪句式,如“一夕话飘零之恨,泪满青衫,三生留断碎之缘,魂招碧血。国士无双,向茜群而矮首,容华绝代,掩菱镜以伤神”等等。(徐枕亚《玉梨魂》,枕霞阁,1915年12月。)尽管《玉梨魂》中的骈文也许不会超过整部小说篇幅的18%,但它们或荟萃或松散地分布在整部小说中,是小说主要的外述载体之一,水平分别地承担了各栽外情达意的功能,使小说表现出纡徐、雅丽、阴软等趋同于骈文的美学品格。

 

民初还有相等一片面小说,以散体叙事为主,只是偶尔在抒情、描写或议论处采用骈偶句式,骈文在这类作品里比例既矮,亦未承担综相符性的功能,这类作品很难称之为骈文小说,但它们显明是受骈文及骈文小说写作的风潮影响所致,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肯定的骈俪化倾向。那时一些名气较大的小说如吴双炎的《孽冤镜》、吴绮缘的《冷红日记》、《逆聊斋》、李定夷的《霣玉仇》、《鸳湖潮》、姚鵷雏的《燕蹴筝弦录》等,皆属于这类作品。譬如《燕蹴筝弦录》在写别离时行使了“一弯阳关,既洒江郎之别泪,三显明月,终扰杜牧之情肠”如许的句子来渲染氛围、引发读者的联想;《鸳湖潮》写景用语如“看暑风之亭,斜阳阴郁,登来青之阁,人影依稀”;《逆聊斋》写书生自述尚未娶妻,云“浊世茫茫,佳人可贵,故今犹咏朝飞之操,未敢作秦楼跨凤想也”。在这些小说里,骈俪句式固然不是主要的外述载体,但它们在写景、抒情及议论处间或展现,仍使作品显得抒情、雅丽,从而水平分别地染上了一些骈文专有的美学品格。

 

上述作品大都是悲婉缠绵的喜欢情故事,男女主角亦多为知书达理的书生及闺阁女子,骈偶句子在这些作品中即便不见得相等停当和有外现力,倒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突兀。民初又有一些作品,题材既非写喜欢情,主题亦非像多多的民初小说那样悲叹婚姻之不自立,但作者仍不免在全篇的散体叙事中,插入一两段骈俪化的叙写。如劫后生的《镜中人语》以男主角王镜人的走踪为线索,经历其所见所闻,既曝露了寝陋的社会近况,也较为普及地商议了作者所关心的社会题目。作品系社会小说,全篇以散体文言叙事,不过在写及王镜人与其女友范静仪的感情线索时,开篇仍用了一段类骈文的描写:

 

梧桐院落,树尽秋声,萍寥州边,烟迷帆影。静仪与镜人一别后,盖自吾不见,于今半月矣!罡风吹散,倏成离恨之天,没有勾留,孰是埋郁闷之地?未免有情,谁能遣此!静仪自车站送别镜人以来,虽不至蓬飞两鬓,泪蹙双蛾,然已思郁郁而谁语,心惘惘而若失。添以骊驹唱后,鱼雁犹稽,乌鸟兴怀,瞻依弥切,其愁肠之百结,更不待言。(劫后生《镜中人语》,上海挺进书局,1916年3月,第56页。)

 

如此娴静的叙写其实已与整部作品的风格水火不容,不过于此亦可见民初小说的骈俪化倾向相等主要。

 

《小说月报》

 

骈文小说崛首后,指斥的声音一向。指斥最有力者当数《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他撰有《答刘小新论言情小说书》(《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4号)一文特意论证骈文“断不走施之小说”的观点。在恽氏看来,“僻典非小说所宜,雅言不及状细碎事物”,何况风云月露花鸟绮罗等字样“偶然而穷”,以是骈文不宜为小说其理甚明。针对时下青年“酷好言情小说之富于词藻者”,以致于为文“饾饤满纸,不走救药”,恽氏又特意打出了“言情小说撰不如译”的口号,甚至拒绝在《小说月报》上刊载言情小说。于1915年1月创刊的《小说海》亦在创刊号对骈文小说挑出了指斥:

 

夫文字随时代为迁移。今世科学通走,国文之用,日趋浅易,绮靡诡谲,无所用之。浸伪治小说而从事饾饤獭祭,甚无谓也……传曰:言之无文,走之不远。所谓“文”,非藻饰之谓,能达人所不及达之谓,故曰辞达而已矣。吾侪执笔为文,非深之难,而浅之难,非雅之难,而俗之难。知此中甘苦者,当不以吾为失言。蕲能以深入显出之笔墨,竟小说之作用,如是而已。

 

在该文的作者看来,骈文小说既不适用,违背“国文之用,日趋浅易”的形式,又不相符“辞达而已”的文学原理。与有文人经历小说来商议骈文作法、倡导骈文相对答,也有文人经历小说来指斥骈文小说及小说的骈俪化。尘因在其奚落小说《鍜蠹机》中对那时小说界存在的栽栽不良习惯进走了讥刺,其中就包括骈文小说的创作近况,他认为,将骈文行使于小说已成了炮制小说的一栽捷径,“阅读斯道,当从言情着手。记事不消挑其要,纂言不消钩其玄,绯辞摛藻斯为得耳。”(尘因《鍜蠹机》,《《民权素》第5集,1915年3月。)闲鸥在小说《雨濯莲花》中也外达了对小说骈俪化的不悦:“小说家逢写景处,必多妖艳之笔,间或砌用偶语,自夸工力,致犯叠床架屋及枝枝节节诸病。”(闲鸥《雨濯莲花》,上海民权出版部,1916年9月,第49页。)

 

面对诸类质疑及指斥,骈文小说阵营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领武士物徐枕亚曾指出,那时的言情小说实在有“靡靡之音,泛滥天下,情之支流好多,而情之真源愈渺”的弱点,但“一二特出分子,知其谬而欲矫其弊,于是视言情小说如蛇蝎,去之不遗余力(某月报主任主张如此)”,这也不过是剖腹藏珠之谈。“夫人事以情结相符者也,薄情复何有人事?小说以是记事也,不言情复何有小说?不明情之真际而妄语之,妄语之而毒流社会,此言者之罪,非情之罪也。”(徐枕亚《冷红日记·序》,见吴绮缘《冷红日记》,小说丛报社,1916年。)

 

此番回答显明针对的是恽铁樵认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的气愤之语。吴绮缘亦坚持认为:“当此小说潮流,群趋于言情一途,正滚滚莫返之际,苟欲正本清源添以拯救,仍非言情之作莫属也。惟立意宜正,下笔宜慎,不得以循俗牟利为亟亟,则庶几近矣!”若以古文走之于小说,则“令人阅之昏昏欲睡,或且因而生厌”,毋宁径直读班马庄迁诸子之文(吴绮缘《红闺轶闻大观·序》,姜侠魂《红闺轶闻大观》,上海交通图书馆,1917年8月)。

 

因为骈文小说甚嚣尘上,且多为言情之作,以是以恽铁樵为代外的片面小说家逆其道而走之,特意撰写古文小说以与骈文小说对抗,吴绮缘的观点显明是对该形象做出的回答,其捍卫骈文小说的有意看似隐约,实则披露于字里走间。另外,也有清淡读者投寄信件至指斥骈文小说最得力的《小说月报》,外达附和骈文小说的立场,谓“短篇小说宜兼收并蓄,弗宜专持一体 例如骈俪之文,虽属小道,抑亦文体之一,苟有佳著,能够略及一二”(《小说月报》第6卷第12号,1915年)。

 

上述维护之观点主要针对的是小说是否能够言情、答该如何言情的题目,至于骈文小说最被诟病的语言题目,即骈文是否宜于作小说的题目,徐枕亚等人其实并未作出回答。之以是逃避这一中央题目,也许有两个因为:其一,骈文小说炎销已是不争的原形,一部《玉梨魂》“出版两年以还,走销达两万以上”,几乎成为民初最畅销的小说,以是倘若以市场行为判定的标尺,骈文小说地位牢固、无需从理论上添以捍卫;其二,骈文小说的作者气盛而理不敷,尽管骈文小说深受读者迎接,但以骈文写小说存在相等大的限制性甚至致命的弱点也

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事,骈文小说也很难以前代的小说创作经验中获得有余的理据以表明其存在的相符理性。

《玉梨魂》剧照

 

不过,固然未就语言题目与古文小说家进走论战,骈文小说阵营内部的自省照样存在的。李定夷就曾检讨说:“言情之作以至诚悱恻为贵,次则清丽芊绵,亦复可诵,若至堆叠字面、排偶是求,品斯下矣。”(李定夷《古情书》,《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1期。)

 

那时也有立场趋于中立的小说家试图消弭古文小说作者的指斥,挑倡两类小说并走发展的模式。譬如岭南小说家江山渊既在《小说月报》上发外了不少古文小说,又在行为骈文小说阵地之一的《小说新报》上发外了《亡国风流史》等风格骈化的作品。他还进一步挑出了“骈文古文,体裁虽殊而实异途而同归”的主张:“两汉文字,无骈非散,无散非骈,相符二者于一涂。骈散之分实首于子女,前人何尝有哉!文章之道,广大无伦,一答俱全容,一答俱全罗,是不特经也,子也,史也,骈文也,散文也,皆同冶于一炉。”在江山渊看来,骈文与古文皆为文章之一体,无所谓尊卑,大可不消独尊古文而贬抑骈文:

 

然昌黎氏出,文首八代之衰,后人现在为古文,遂谓古之骈文悉卑卑无足道,斯亦一偏之论也。昌黎之文,光焰万丈,焜耀千载,诚可谓不走一世、战无不胜,而骈文至梁陈如庾信、徐陵辈,淫靡妖冶,其格诚卑卑。然文章之道,有盛必有衰,六朝骈文之流为徐庾,亦与明代古文之流为何李同,趋势使然,莫之能挽,斯则末流之弊,非其文之弊也。若因徐庾而谓骈文不敷道,然则亦可因何李而谓古文不敷道耶?况西汉文章殊无骈散之区别,东汉以后渐趋于骈体,然研都炼京,十年而首就,他若晋宋体之骈文,亦复戛戛独造,偶然古文独优而骈文独劣。

 

江山渊甚至挑出,骈文作者的学养往往较古文作者卓异:“大抵为骈文者,必广涉经史,博考物汇以为取材之资,若后世之古文家,其博学者固不乏人,而不读词章以外之书者,不亦知凡几,此以是不及免空疏之病。”(江山渊《仂庵文谈》,《小说新报》1916年第2卷第1期。)江山渊并非骈文小说阵营中的人,他的这类观点外貌上纯属学理探讨,显得公允平安、中庸之道,但它们在为骈文张本的同时,实际上也为骈文小说举首了袒护伞。江山渊的观点答该是代外了那时不少人对于骈、散之争的态度:骈文、古文既然都是国粹之一栽,能够各走其道,响答地,骈文小说与古文小说也大能够并走不悖。

 

骈文是否宜于用来写小说,这个题目其实答该一分为二地商议。倘若小说寻找诗化风格,以浓重的抒情色彩为旨归,且人物与情节都较浅易,那么写以大量的骈文是无大碍的。骈文的益处本就在于心情性与主观化,其叙事风格是情辞胜于原形,倘若骈文在小说中行使正当,作品甚至会获得一栽稀奇的感染力及稀奇的美学成绩。

 

《玉梨魂》的成功即可表明这一点,它之以是备受迎接,除了其“寡妇恋喜欢”的题材与主题具偶然代的典型性和开创性之外,也与徐枕亚对骈文的相符理行使有亲昵的相关。如小说写梨娘之物化,先是用散体文言叙写梨娘弥留前的情状,紧接着用了一段骈文:“嗟嗟,腊鼓一声,残花自落,筠床三尺,余泪犹斑。家事难言,身后几多未了,痴情不物化,胸头尚有微温。转瞬朱颜,不留昙影,千秋碧血,答逐鹃魂。此恨绵绵,他生渺渺,悲乎痛哉!”此处叙写俨然一段成功的耒文,其中传达的信息既相符人物的身份与心境,作者的凭吊怅然之情又溢于言外,首到了很好的外情达意的成绩。这段文字亦采用了不少的典故,但作者化用天然无痕,不光毫无堆砌烂熟之感,且真实首到了引发读者联想、拓展意蕴的妙用。

 

小说写何梦霞病愈晓走一节:“向阳雪白,含乐出门。沿途和风指袖,娇鸟唤晴;两旁麦浪翻黄,秧针刺绿。晓山扑面,爽气扑人;远水连天,寒光映树。晓走风景,别具一栽清亮之致。‘烟消日出不见人’,非身处江乡,亦不及领略此天然佳趣。梦霞半月以来,冬眠斗室中,久不吸田园稀奇空气,闷苦莫可名状。今日早晨独走,野情骀荡,傍堤走去,沿途明晰。喜讯尚在心头,好景尽来眼底,殊觉心胸皆爽,耳现在一新。联相符景也,失意时遇之,则觉其可怜;快意时遇之,则觉其可乐。”此段文字的用语颇为考究,既用了较多的四字句,也行使了六四、五五等句式,还行使了不少散体句式,“麦浪翻黄,秧针刺绿”如许的描写更是清亮可人。整段文字整齐中有转折,读首来明丽明白,毫不刻板僵滞。

1953年版《玉梨魂》海报

 

可见,骈文并不是绝对不及施之以小说,关键是行使正当,这对写作者的文字造诣挑出了很高的请求。除了长于抒情,骈文又有注重音韵和讲究藻饰的特点,如许的文体特征若能在小说中正当行使,又能够使作品形成一栽华美缛艳的风格。如式稺所撰《江采霞》一文,开篇云:“娲皇炼石,莫补圆穹,精卫衔冤,难填沧海。青天月老,竟成离恨之天,大地风回,孰是埋郁闷之地?情伤子女,伊古已然,然未有劫历红羊,变生苍兕,明星有烂,喧传满地风波,翠钿飘零,满看连天烽火,锋餐矛淅之中,悲鸣只翼,雨苦风凄之地,缘尽三生。如江氏女之事,可难受者也。”(式稺《江采霞》,《小说丛报》1914年第4期。)此类语言雅而艳,用以叙写极富传奇性的去事轶闻或不食阳世烟火的才子佳人,并不显突兀;作品所形成的华艳艳丽格调行为审美风格中的一栽,也自有其艺术的魅力。

 

民初的骈文小说对小说的发展还做出了一个虽偶然为之,却客观存在的贡献,即对传统的叙事模式有所打破。骈文小说不重叙事而注重于抒情,作者往往以大段的心境外述及景物描写来深化抒情的气息,这便在客观上拖延了叙事的节奏,使人物的心情发展与某栽特定的氛围成为叙事组织的重心,从而打破了以情节为中央的传统叙事模式。例如刘铁冷的“悲情小说”《血鸳鸯》写一妇人哭奠亡夫,作者对妇人的身份及其夫亡的因为略做交代,便最先荟萃描写哭夫的情景。全篇几乎无甚情节,作者以大量的笔墨逆复渲染了妇人恸哭之情状,甚至在小说一开篇,就用骈四俪六的文字来营造感伤的氛围,使小说的叙事表现一栽近乎静止的状态。开篇如下:

 

龙华道上,车水鞭丝;石室门前,红愁惨绿。苍松涛涌,遍地风波;白打飞灰,漫天蛱蝶。楚歌四面,灵均埋沉汨之冤;麦饭一盂,杞妇动崩城之哭。若断若续,媲孤雁而好悲,不疾不徐,与悲笳而相和。谁家少妇,底事怆怀?村妪牵衣,频拭桃花之面;牧童弄笛,谱成薤露之歌。(刘铁冷《血鸳鸯》,《小说丛报》1914年第1期。)

 

这段描写较为板滞生硬,从外情达意的角度来讲,不论如何也不算成功,不过作者这栽对骊白骈黄文字的入神及将小说当文章来经营的苦心倒是偶然中造就了一栽拖延叙事,使情节退居到了极其次要的位置。《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亦无相等波折的情节,作者将叙写的重心放在了男女主人公心情与心境的剖白上,作品中同化了大量的诗词、尺牍,后者较之前者,诗词信札甚至增补了十之五六。采取如许的写法固然是为了迎相符喜欢读艳情尺牍者的口味,但也多少借鉴了《茶花女》等西方小说的技法,对于以情节为中央的连贯叙事组成了肯定水平的冲击。

 

当然,以骈文写小说存在相等大的限制性,这一点千真万确。骈文很难实在、爽利地叙事,尤其难以准确生动地表现细节,所谓“雅言不及状细碎事物”,恽铁樵的指斥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具有写实风格的小说、情节及人物较复杂的小说以及写情小说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小说,都是很难用大量的骈文或骈俪化的文字写就的。即使在写情小说的周围内,骈文的行使仍无法避免以下题目:

 

其一,骈文需用典,而典故毕竟有限,须知此栽“风云月露花鸟绮罗等字样偶然而穷”,以是骈文小说家极易陷入词穷或语言上照样照样的难堪境地。如有作家一旦形容失意恍惚的状态,则曰“咄咄书空、琅琅雪涕”;写世家衰退,则曰“旧时望族堂前燕,飞入清淡平民家”;写生离之痛胜于物化别,则曰“南浦生离,其凄苦不减于北邙物化别也”……诸类用语在分别的作品中一再展现,既无法实在地摹写各栽详细的情状,更欠缺个性与创新。

 

其二,骈四俪六的语言用以叙写才子佳人也许并无不妥,但若用以刻画清淡民多就显得特意突兀与分歧时宜了。正如胡适所说:“显明是极下贱的妓女谈话,他们却要他打首胡天游、清脆吉的骈文调子!……请示如许的文章如何能达不测情呢?既不及达意,既不及外情,那里还有文学呢?”(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个弱点在民初的骈文小说中实在习以为常,甚至所谓的小说名家也未能避免,如吴双炎在《孽冤镜》中写王可青的仆役转述可青物化前的情形,云:“苍凉荒塚,情鬼来馨,辛酸秋风,书生沈痛。可怜哉,公子之哭祭环娘也!口似桃花之洞,血雨缤纷,眼翻沧海之澜,泪潮汹涌。哭良久,公子晕矣。”(吴双炎《孽冤镜》,上海泰华书局,1915年,第176页。)以上用语不走谓观丽,但十足不类仆役的口吻。

 

其三,民初的骈文小说几乎无一不言情、且大都有刻意做作悲情之弊,这与骈文长于抒写悲情的特性多少是有些相关的。由此可见,以骈俪化的文字来写小说,实在很难发挥小说自身的文体上风,五四新文学革命者讥刺此类小说为“滥调四六”,并非过激之论。

 

本文选自庄逸云《收官 : 中国文言小说的末了五十年》(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版),原标题为“骈文在民初小说的复兴”,由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授权刊发。

 

作者丨庄逸云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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